第1711章 新出路[1/2页]
而在此期间的苦役劳作,秦华成作为立功人员自然就不用再参加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秦华成就能偷懒了,毕竟苦役营可不会养闲人,哪怕秦华成得到了官方的特殊照顾,也一样还得做事才行。而以他目前的情况,还能为官方效力的自然是继续充当西语翻译了。
不过考虑到他的身份在西营区这边的西班牙犯人群体中可能已经曝光,秦伯度也不打算再安排他与犯人直接接触了,而是转去做幕后工作。秦华成接下来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给看守们培训西班牙语,让看守们能够指挥西裔犯人的日常劳作,而更复杂的日常对话,那就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了,他也并不知道该如何系统地传授西语,大家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除此之外,秦华成也会偶尔被抽调去参与针对西裔犯人的审讯工作,但在此期间他会戴上狱方专门为他准备的头套,免得被犯人识破。而前期被狱方抓捕的二十多名主犯,这个时候已经在驶往勿里洞岛的船上了,他们可没机会像秦华成这样慢慢在星岛等司法部的批复,案情查实之后就由罗杰签字把这些家伙给送走了。不出意外地的话,这些倒霉鬼将会在勿里洞岛度过自己的余生,送到那里的犯人基本不会再有翻身的机会了。
秦华成对于这些人的下场倒是没什么实感,在完成这起案子的侦办之后,他就再没见过抓捕名单上那些西班牙犯人,至于他们的去处,秦华成根本不知道也不会再主动去打听。反正秦伯度说了会将这批人加刑的刑期按比例来抵消自己的三年刑期,这就已经足够了,其他的事情知道得太多,也未必见得是什么好事。
秦华成挂念家中情况,向秦伯度请求过寄信回家告知安好,但被秦伯度以不合规矩为由拒绝了。因为在星岛苦役营里,向来就没有让犯人与家中保持信件联络的先例,哪怕秦华成现在已经戴罪立功,享受了一些特殊待遇,但目前也还是犯人身份,有些约定俗成的规矩依然不可逾越。
“什么时候司法部的批复下来了,能让你的刑期结束,那你才有权与家中通信。先等着吧!”
面对这样的答复,秦华成也是无计可施,他现在的处境的确也没资格向官方提出太多的条件,狱方给予他什么样的待遇,很大程度上都要视秦伯度的心情而定。如果把秦伯度弄得不耐烦了,那他在苦役营的“好日子”恐怕也要到头了。
秦华成虽然在马尼拉当了一段时间的治安警,但他这种临时编制人员所能接触到的信息层面不高,对于海汉司法体系的权力架构并不清楚。这星岛苦役营的案件要通过怎样的程序层层上报,期间又有哪些部门和个人要在其中划分功劳,他是完全不懂的,只能听从秦伯度的安排,慢慢等候消息。
对于秦华成的任用问题,谭举任其实在苦役营的案子告一段落之后就很快忘记了秦华成的事,所以后续安排基本上都是由秦伯度在作决定。但秦华成这人也没什么别的本事,就只有会西语这个专长还能在本地派上点用场,所以虽然上面有意让秦华成调离苦役营,但秦伯度还是让他留在苦役营继续当翻译,也算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但不管是谭举任还是秦伯度,都想不到还有别的机构已经盯上了秦华成,并且打算把他从星岛挖走。
在军方将那二十多名西裔犯人押解上船送去南方勿里洞岛的同时,有一艘来自南方的商船驶入了星岛的海港停靠。这艘船主桅顶端飘扬着的旗帜却并非代表海汉的红蓝双色旗,而是由VOC组成的标志,即联合东印度公司。这艘船来自巴达维亚,虽然悬挂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旗帜,但这艘福船样式的帆船却并非其所属的商船,只是挂了一面便于在当地进出港的标识旗而已。不过这船到了星岛还依然挂着荷兰人的旗帜,在港口就不免有些显眼了。
来者如此张扬,但在停靠港口之后却很低调,而港口的工作人员对于这艘来自巴达维亚的帆船也没有进行特别对待,只是简单登记之后,便放了船上的人员上岸。码头上早有一辆带篷马车候着,接了登岸人员便立刻离开了码头,径直前往位于码头以北的星岛管委会所在地。
星岛管委会是谭举任在1635年就职之后才正式成立的机构,在那之前本地的政务自然都是由罗杰一把抓。而管委会的办公所在地,也同样是由谭举任主持修建,于去年才完工。这座三层楼的建筑虽然说不上有多么辉宏的气势,但在星岛这种环境中已经算是大工程了。谭举任主管的民政机构和罗杰主管的军队指挥机构,全部都坐落于这座办公楼里,各自占据了大约一半的空间。
来客在办公楼前下车,向门口的卫兵禀明身份,等了片刻便有专人来将他带到了谭举任的办公室。
谭举任见到此人,很难得地站起身来迎接,不过来客却不敢造次,快步上前躬身作揖道:“见过谭首长!”
“成掌柜一路辛苦了!”谭举任抬手虚扶一下,然后吩咐秘书上茶。
被谭举任称为成掌柜的来者,正是海汉安全部驻巴达维亚的负责人成大朋。四年前的巴达维亚战事中,正是成大朋在危险的战场上为海汉搜集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马打蓝国交战的诸多军情,而他也因为这期间的杰出表现得到了提拔,由一个小小的情报站站长升任为安全部南海司的副司长。
成大朋在前两年曾调回了三亚一段时间,隐姓埋名在安全部的办公室里坐镇指挥南海方面的情报工作,但仅仅只持续了大约半年多点,耐不住寂寞的成大朋便又主动申请调回巴达维亚,继续从事一线的情报搜集工作。
成大朋在巴达维亚战争期间便与现今的东印度公司高层人物结下了私人交情,加之他在战后的重建中提供了数量颇为可观的粮食资源,这让他在巴达维亚当地的社会上层中拥有了一定的声望。而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似乎也从未怀疑过这名汉裔商人还有另外一重敏感身份,对于他在当地的各种活动都是大开绿灯,极少会有人去为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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